日本农业是中国的样板吗？| 亚洲农政读书
食物主权按
日韩台经常被作为中国大陆农业和农村样板。在迈向“东亚资本主义”的时候，日本农业一度在就业和粮食自给率上达到顶峰，1955年谷物自给率达到88%，然而，东亚资本主义开启了长期危机的进程，如今自给率不足30%。粮食大量依赖进口，日本的粮食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不仅如此，日本的农村空洞化、劳动力短缺和“新娘短缺”，也使农村人口再生产处于危机之中。农业和农村的困局与其高度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面对三农的严重边缘化，日本政府旨在把农业做大做强的政策，恐怕会使现有的三农危机更加恶化。“东亚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和必然结局，是对中国大陆农业和农村未来发展的警示。
正文
日本农业和农村发展经常被作为中国的样板，然而，日本农业的状况究竟如何？完成了“现代化”以后，日本农业和农村事实上都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对日本农业发展历程的理解，对我们思考今天中国三农问题的方向有借鉴意义。
本文是食物主权”亚洲农政“系列的读书会讨论记录。讨论的过程包括与日本学者小林舞（Mai Kobayashi）关于日本农业问题的对谈。小林舞博士就职于位于日本京都的“人文与自然研究所”（Research Institute for Humanity and Nature）。读书会也包括了对日本农协的讨论，限于篇幅和主题，在本文中并未包括，有兴趣的读者可参考阅读材料的第4篇。
读书材料
1. 张玉林：《“现代化”之后的东亚农业和农村社会——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案例机器历史意蕴》，载于《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9月，第3期。
2. Shuji Hisano. “Food Security Politics and Alternative Agri-food Initiatives in Japan.” Working Paper at the Academic Forum on Food Security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East Asia, Taiwan, April 25, 2014.
3. 小林舞(Mai Kobayashi). “An Analysis of Japanese Domestic Policies”，2017年4月24-26日在西班牙维多利亚召开的“21世纪食物的未来和农业的挑战”(ICAS)会议上的发言PPT。
4. 李晶：《政府荫庇下的日本农协——仙台秋保町的人类学调查》，载于《开放时代》，2011年第3期。
一、东亚资本主义：
低度粮食自给率，高度农村空洞化
在农业和农村领域，日本面临着两方面的现实困境，可简言之为粮食和人口的再生产问题。
困境之一：粮食高度依赖进口，在世界粮食价格不断上涨的情况下问题尤为突出。
在粮食供应方面，日本经历了两个不同阶段：
（1）从二战结束到1960年前后：农本主义，小农经营为主，规模经营受到抑制；社会整体的食物消费伦理较为朴素，“大量消费”被作为恶行，受到抑制。在此期间，日本摆脱了美国的“粮食援助”，其谷物自给率在1955年达到88%，大米生产过剩。
（2）1960年以后：在多重因素影响下，日本开始了农业结构调整和贸易自由化，强化了粮食的对外依赖。1960年代是日本粮食自给率大幅下降的关键十年，自给率下降了37%；日本从1970年代开始就成为世界最大的农产品进口国，到1980年代中期，自给率降到50%以下，谷物进口量不断增加。到今天，日本的粮食自给率已不足30%。
日本当下的农业处于双重矛盾中：一方面，如同欧盟和美国一样，日本既加入了一些自由贸易协定，例如世界贸易组织（WTO），同时又采取了一定的保护主义和农业补贴措施；另一方面，农业在日本既被边缘化，同时又被赋予了多重价值。
困境之二：现代化的日本农村面临的严重的凋敝和解体问题，农村空洞化、老龄化，劳动力不足，“新娘短缺”，人口再生产难以持续。
非农化：农业就业比例不到6%；
老龄化：农民平均年龄超过65岁；
土地抛荒：直接抛荒9.4%，间接抛荒（弃耕）近30% [1]。
就人口再生产而言，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背景下，离农、离村现象从50年代开始在日本出现，60年代也开始在韩国和台湾出现，到90年代，日韩台的农业就业比例都下降到10%以下，2008年都不到6%了。也就是在短短的三十年间，三个地区都完成了高度的“非农化”过程。这个过程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是农业人口老龄化，农业人口的老龄化率在台湾和韩国超过40%，在日本超过60%，其直接结果是农业生产陷入困境，例如，台湾在2000年时作物种植面积仅相当于其种植高峰期1965年的54%，日本也出现了大量抛荒的状况，这加剧了日韩台等地对外的粮食依赖；二是农村新娘的短缺，使得农村家庭再生产困难。
二、食物大量进口背后：美国资本
改造食物结构，国内工商资本的内压
日本从粮食自给到粮食进口的转变，尽管有人口增长的影响——二战后的四五十年，日本人口增长了近50%，但更主要的是国际、国内资本的影响。与国际上对“粮食安全”界定的新自由主义转向同出一脉。1970年代世界粮食危机爆发后，国际上曾形成过对粮食安全的共识，主要是指各国采取措施增加粮食产量、稳定国内市场的粮食价格等，包括建立粮食预警体系、粮食储备等。然而，1970-198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体系从福利国家向新自由主义转型，对“粮食安全”的界定开始转向。在强制推行的贸易自由化、国家干预减少的背景下，“粮食安全”不再是指一国以内自给自足的粮食生产能力，而成为个人和家庭购买力的问题。与此同时，一些国际组织和跨国企业也不断通过发挥政治影响力，使政策有利于自己。到2008年，日韩台三地的粮食自给率都分别仅28%、27%和31%，严重依赖粮食进口。从自给自足到进口依赖，推动日本大转折的有以下几个动力因素：
（1）美国粮食援助战略下，强力灌输美式饮食习惯带来的食物结构转型。食物结构的转型一方面是因为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增加后，食物生活的改善；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即美国的“粮食战略”，主要表现为美国的“粮食援助”。对美国而言，粮食援助既是国际战略延伸，也是解决其国内谷物过剩问题的需要。并且，为了在取消“粮食援助”后，仍能维持他国对其粮食依赖，美国强力灌输以美式饮食习惯为标准的营养学知识，导向肉、蛋、奶的消费。在这一背景下，日本于1954年颁布《学校给食法》，开始向中小学生提供包括面包、奶粉和肉类等的免费午餐，而由美国提供资金援助的“流动厨房”则在全日本巡回宣传，直接促进了日本食物消费的“现代化”，即以面包、牛奶和奶制品、肉类的大量摄取为特征的“欧美化”。这一过程50年代就开始在日本进行，到70年代，韩国和台湾饮食结构的转变也已经完成。
（2）市场逻辑主导下，农业结构调整对谷物生产的轻视。消费结构的转变带来了农业政策的转变，政策导向从以粮食生产为中心转向鼓励蔬菜、水果种植和养殖业发展，主要特点是扩大经营规模，增加农业经营者的收入，缩小农民和市民的收入差距，以排挤小生产者的方式实现所谓的“农业现代化”。
（3）美国的“外压”导致的农产品贸易自由化，以及“比较优势”逻辑下对外依赖的强化。在日本，作为主粮的大米生产的减少，本可以转向生产饲料作物（玉米、大豆和小麦），然而，在贸易自由化的趋势下，因为日本不具有生产饲料作物的“比较优势”，所以大量依赖从美国进口这些农产品。
（4）国内工商业资本的压力。除了美国的“外压”外，日本政府也面临着其国内出口导向型工商企业的压力。这些企业通过牺牲农业——进口大量廉价农产品，换得其他商品的对外出口，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
三、世界粮食价格危机：
危机已过去，粮价不回落
2008年世界粮食价格危机前，日本一些主要杂志刊物都不太关注粮食问题，2008年经历了危机后，才开始有所转变，日本国内也开始对大量的进口依赖表示担忧。但在一些国际贸易协议（如此前以美国为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的强大压力下，日本被要求进一步打开市场，解除农业管制政策，日本国民担心这将进一步损害日本的农业和粮食安全。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的世界粮价危机结束后，尽管全球出现了19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萧条，粮食价格却再没有回复到2008年前的水平，且在剧烈波动中。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现在的食物价格危机？
粮食出口国的出口禁令，是价格危机的催化剂。
中国、印度等国家对粮食、饲料需求的增加，与环境变化导致的农业生产不稳定共同作用。
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不同国家和地区在粮食储备方面投入的减少。
美国、欧盟国家将粮食和饲料作物用作生物燃料。据估计，从2001到2011年，对玉米需求的增量中，70%是因为生物燃料的生产，这一需要占油菜需求增量的90%，大豆的47%。2010-2011年，世界最大玉米生产国美国有40%的玉米用作了生物燃料。
农产品期货市场上投机行为的增加。这是金融自由化的产物。以芝加哥的小麦期货为例，90年代中期，小麦期货市场上的金融投资者占到12%，这些人只是想从价格变动中赚取利润，而不是想要买粮食。到2011年，金融投资者所占的期货市场比例已经达到了61%。
正因为上述几种情况同时发生，才使2008年的粮食价格危机爆发，对粮食进口国造成严重影响。
四、自由贸易协定与日本农业决策：
危机在恶化
从1960年代和70年代起，日本就开始开辟除美国之外更多元的食物进口渠道。通过提供援助，日本把东南亚国家变成了日本的“原料后方”。到了90年代后期，中国取代东南亚，成为日本的“原料后方”。然而近几年，东南亚再次成为日本原料进口的后方，日本公司不仅再次看重曾经是后方的泰国和印尼，同时也转向越南和缅甸这些新后方。
此外，在农产品方面，日本政府也在和美国、澳大利亚还有其它出口国进行双边贸易会谈。如果日本降低或者放弃关税，或者放松非关税方面的政策，学者们担心日本农业将会被摧毁。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不再推动环太平洋11个国家的自由贸易协定TPP。这项协定在孕育期间也遭到过日本民众和很多社会组织的不断抵制，包括日本农协。然而，虽然没有TPP，日本的安倍政府却依然在积极推动原TPP框架里的政策。例如，日本自1952年通过的《主要作物种子法》给各县政府赋权（县是日本的一级行政管辖区），使各县政府具有为当地农民提供主要作物（水稻、大豆、小麦）的制种和种子流通的责任。1986年，种子法通过修改，允许私人企业涉入各县的种子业务。可是2016年底政府提出取消种子法，而日本国会在今年年初闪电式通过！京都大学经济学教授久野秀二认为，种子法的取消不是空穴来风：打击和破坏公共部门，把“生命共有权”（genetic commons）私有化，取消种子的公共品性质，使农民的种子非法化，这是新自由主义的“安倍经济学”在农业上的延伸。[2]
日本政府农林水产省(部)追求把农业做大做强(strong, aggressive agriculture)，鼓励资本下乡。在推动工业化农业上，日本崇尚想象中的“荷兰模式”。2009年日本修改了《土地法》，使得农地对企业开放。
在贸易自由化的大势下，日本官方仍在进一步推动进口，只是试图通过使进口渠道多元化，以此减少风险；从种子法的取消来看，可见官方还在进一步放弃对农业的保护；并试图通过工业化农业的方式来做大做强农业。很多人担心，这一趋势下，日本农业的危机将会恶化。
五、从危机中寻找出路：
日本农业另类实践的民间探索
早在1960年代，有机农业就已经在日本开始有实践，其主要是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合作运动”来推动的，并在1971年成立了日本有机农业协会，1983该协会的会员数量达到顶峰。然而，此后第三方经销商取代了”生产者-消费者合作运动”，它致力于发展有机市场，牺牲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在北美、澳大利亚、欧洲等地的很多讨论一样，日本国内也有一种担忧，担心有机农业和一些替代性农业生产实践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可能会被主流所吸纳。这些另类农业实践对主流食物体系的改造潜力，可能会被利用来仅仅生产有机食品，而失去原有的另类实践道路探索的可能。这一分歧主要发生在小规模的有机农业生产者和专业化的、为主流市场提供产品的大生产者之间。
2001年，日本政府建立了有机认证体系，但是与中国的状况相似，日本很多农民都支付不起有机认证的成本。2012年，日本国内认证的有机食品为61,291吨，仅仅占全国总产品的0.24%，当年进口的有机食品48,640吨。2013年，日本全国农地中只有0.22%经过了有机认证。
除了生产健康的食品外，日本的另类农业实践还致力于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恢复。1988年，日本消费者协会及其分支机构“反转基因运动（No! GMO Campaign）”发起了“大豆信任运动”，倡导本地大豆的生产和消费，这个运动在2000年达到最高峰，一共有57个农民团体和6000个消费者加入了这场运动。大豆作为日本健康饮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自给率在1990年代中后期跌至谷底，仅2%-3%，日本也从这一时期开始大量从美国进口大豆。消费者日渐对进口的转基因大豆的安全性表示担忧，同时也担心日本大豆食品品种多样性和大豆物种多样性的丧失。在这一背景下，一些农民团体和消费者团体开始提出倡议，利用稻田的周边土地、抛荒的农地种植大豆，并通过“生产者-消费者合作运动”的平台销售。现在，日本的非转基因大豆正在成为其国内的大众消费品，一些食品公司也采用非转基因大豆作为原料。
小结
对东亚农政变迁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农政本身，东亚农政变迁是东亚模式的产物。所谓的东亚奇迹是工业品大量出口与粮食大量进口并行，是过密的巨大城市与面临粮食、人口再生产困境的凋敝农村形成对照，这两种对立属性的并存，才是东亚模式的特征。尽管出现畸形的结构，日韩台地区因为体量不大，现阶段靠大量的粮食进口、农业劳动力进口和外籍新娘的嫁入，使畸形的工农关系、城乡关系的后果向外部转嫁。参照中国大陆，我们的三农问题在规模、严峻程度和影响范围方面都远超日韩台，如果这三地还能向外转嫁其畸形结构的后果，中国走上这条路的影响却不可预料。
注释
[1] 非农户持有的占总面积29.7%的耕地大部分处于弃耕状态。
[2] 久野秀二 (Shuji Hisano). “主要農作物種子法廃止の経緯と問題点 －公的種子事業の役割を改めて考える－”. 2017年未发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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